数。」
高拱没有立刻答话。
以往大明会试的规则，自洪武朝定制以来，已有两百年。
会试共考三场：
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以经义为主，考察士子对儒家经典的研习程度。
第二场考论一道、判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考察士子的文章写作和应用文能力。
第三场考策问五道，考察士子对时务、经史、治道的综合见解。
三场之中，历来以第一场经义为最重。
阅卷时，同考官先分房批阅，每房各有分工，以五经分房，每经设一房考官。
士子答卷须先由本房同考官初阅，评定优劣，给出荐卷或落卷的意见。
荐卷送主考官覆审，落卷则原则上不再录取。主考官在荐卷中排定名次，最终确定录取名单。
得分侧重点上，传统评判标准极为看重经义的「义理」和「辞章」。
考官阅卷时，先看文章是否「理明词畅」，即经义阐释是否契合程朱传注，文辞是否典雅通畅。若有「怪诞」、「浮华」、「支离」之弊，往往直接落卷。
策问虽占第三场，但实际判卷比重不高，多数考官只在经义卷分数相近时，才参考策问的优劣。
这种评分体系导致士子普遍重经义而轻实务。
策问虽涉时务，但考生作答多引经据典、空发议论，少有切实可行的对策。
阅卷时，策问得分权重低，考官也懒得深究。久而久之，策问沦为形式，无法真正甄别士子对天下实务的理解。
科举考试重视八股文，并非一开始就有意为之，而是制度在实践中被迫演化的结果。
大明立国之初，会试的判卷标准并不苛刻。
洪武朝时，考生人数少，阅卷时间充裕，考官可以仔细阅读策问和经义，逐篇评判。
但随著承平日久，读书人越来越多。
到嘉靖、隆庆年间，每科会试的考生已从最初的几百人膨胀到四五千人。
考生数量暴增，阅卷时间却不可能同步拉长。
会试锁院通常只有十到十五天，主考官和同考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批完数千份卷子，每人每天要看的卷子少说上百份。
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下，考官不可能每篇都精读细判。
而且大明对于阅卷时间要求非常高，若是不能按期完成阅卷，主考官和同考官都要被重罚。
也曾经有过主考官因为阅卷时间不够，上奏请求宽限的，但皇帝几乎都不许。
这样的压力下，判卷标准不得不简化。
四书义和经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