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拉上，灯亮起，再无动静。
第二天，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下班之后去了一趟小区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些生活用品，然后在隔壁的药店买了一盒感冒冲剂。再次回到住处，窗帘拉上，灯亮起，再无动静。
第三天傍晚，刘维的帕萨特没有直接回住处，而是拐进了一条商业街，在临街二楼的一家健身房门口停下来。他换上运动服，在跑步机上跑了半小时，然后做了几组器械。整个过程中没有和任何人交谈，偶尔有健身房的常客跟他打招呼，他也只是点头笑笑，从不主动攀谈。从健身房出来，依旧是小区门口那家面馆，依旧是一碗面一个凉菜，吃完饭回住处，窗帘拉上，灯亮起，再无动静。
“三天。”朱武合上手里的小本子，语气里满是无奈，“每天早上七点半出门接高参上班，晚上六七点下班，中间时间全部待在省委大院。三天里除了高参之外，没有跟任何非工作关系的人见过面。下班之后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住处方圆一公里。健身房、面馆、超市、药店，连个新朋友都没交过。”
侯平从后排探过头来，“这人自律得可怕，简直就是个机器人。”
朱武把最后一口咖啡喝完，纸杯捏扁扔进脚边的垃圾袋里，“这种人要么真的没问题，要么就是藏得太深。但话说回来，一个秘书，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连朋友都不交，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
李威接过记录本翻了一遍。三天，七十二个小时，刘维的活动轨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围着高参转，然后回窝，日复一日。这份记录如果放在普通的干部考察材料里，几乎可以当模范典型。
但他越是这样，李威心里的疑虑就越重。
“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不社交，不娱乐，不应酬，不交朋友，生活圈子小到几乎只有工作和住处。这不像是一个正常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他合上记录本，重新放进档案袋里，拿起手机拨通了严谨的号码。
“严书记，我是李威，关于刘维，这三天的跟踪记录，基本就是家和单位，除了高参之外，几乎没有社交活动。我怀疑对方存在某种长期性的隐蔽联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