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低着头，像一条被打怕了的老狗。
回家的路上，他老婆一直在絮絮叨叨，说这边的邻居不好相处，说他们嫌华夏人脏，说他们背后被指着骂“支那人”，说上个月有雅库扎来收保护费，不给就打人，小舅子被打掉一颗牙。
高彬听着，一句话也没说。他靠在车窗上，望着外面飞速后退的东京街景，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些房子很矮，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像一堆堆的火柴盒。街上很窄，两个人并排走都费劲。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扯得到处都是，黑压压的，把天都遮住了。
高彬忽然想起哈城，想起那条宽阔的大直街，想起索菲亚教堂的洋葱顶，想起松花江边的斯大林公园。那些地方，他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
高彬的家在一处小巷子里，两间房，一个小院子。他老婆说，为了买这房子，把攒了好几年的积蓄都花光了。
高彬走进去，看了一眼。墙是木板钉的，薄得能听见隔壁打呼噜，地板是榻榻米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响。院子里有一棵枯了的柿子树，歪歪斜斜地靠在墙上，像随时会倒。
他老婆把他扶进屋，帮他脱了大衣。大衣一脱，他老婆整个人都愣住了，只见高彬的衬衫上全是血，粘在伤口上，撕都撕不下来，她捂着嘴，眼泪又掉下来了。
“你怎么不在那边治治再回来？啊？你就这么一路熬过来的？”
高彬没有说话，他坐在榻榻米上，低着头，像一具被抽走了骨头的皮囊。
养伤的这段日子很漫长，高彬他老婆每天给他换药，把那些化脓的伤口清洗干净，敷上药膏，缠上纱布。
小舅子从黑市上弄来些消炎药，贵的要命，一小瓶抵得上一个月的米钱。高彬吃了药，躺着，等着，一天一天地熬。
伤口慢慢结痂了，背上那几道鞭痕变成一条一条的疤，凸起来，像蚯蚓趴在背上。手肘上的烫伤也好了，但留下一大片疤，皱巴巴的，像被揉皱了的纸。
高彬有时候会对着镜子看自己，看了半天，把衣服穿上，走到院子里，坐在那棵枯树下发呆。
邻居们都知道这家人是从满洲国回来的，看他们的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恨，不是讨厌，是一种更冷的，更远的东西，就像在看一堆垃圾。
高彬他老婆去买菜，菜贩子不卖给她，说支那人吃的米和鈤夲人不一样。她去洗衣裳，洗衣店的人说她的衣裳脏，不接。
小舅子在街上被几个年轻人堵住，问他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