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墨看着病理切片，眉头紧锁，“虽然不严重，但确实存在，载体可能识别了正常组织中低水平表达的同类受体。”
唐顺调出受体表达谱数据：“这个受体在胎儿期广泛表达，成年后只在少数组织有痕迹性表达。但我们的载体亲和力太高了，连痕迹表达都抓住了。”
杨平站在白板前，上面画满了信号通路和基因序列，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一整天，但思维依然清晰。
“只要能够识别它们并且启动凋亡程序，这就是胜利，剩下的工作就是继续改进而已。我们需要增加一道验证锁。”他画出一个新的基因回路设计，“如果暂时没有满意的单一标志物，我们可以使用两个，让载体只有在同时检测到两个标志物时，才启动K因子表达。肿瘤细胞通常有多个异常标志物，而正常组织很少会同时出现两个。”
“但这会降低感染效率。”
“安全第一。”杨平放下笔，“效率可以优化，但安全性不能妥协。重新设计，重新合成，重新验证。”
这意味着至少两周的延迟，而那位胰腺癌患者，可能等不了两周。
就在这时，实验室的门被推开，陆小路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位六十岁左右、气质儒雅的男人。
“杨教授，抱歉这么晚打扰。”陆小路说，“这位是清华大学的陈永年院士，专门研究腺病毒载体的专家，之前我们经常一起讨论难题，他看了我们公开的部分数据，特意赶过来，有些想法想和您交流。”
杨平有些意外，陈院士是国内病毒载体领域的泰斗，但一直专注于基础研究，很少介入临床转化。
“杨教授，久仰。”陈院士主动握手，“我看你们在靶向策略上做了非常精巧的设计，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你们使用的腺病毒血清型是5型，这是最常见的，但也是最容易被人体预存免疫清除的。”
杨平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您是说部分患者可能因为既往感染过腺病毒5型而产生抗体，导致载体被提前清除，影响疗效？”
“对！而且这个问题在不同人种间差异很大。”陈院士调出自己团队尚未公开的数据，“我们研究了东亚、欧洲、非洲人群的腺病毒抗体谱。腺病毒5型的中和抗体阳性率，在中国人群约40%，在欧洲人群可达60%，在非洲某些地区甚至超过80%。”
这个数据让实验室里所有人都怔住了。如果属实，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欧洲患者可能对K疗法载体有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