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主任的困境很真实，在传统医疗架构里，除非有明确的精神科指征，儿科医生很难贸然请心理科介入一个躯体症状患儿的诊疗。而这种病例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表现完全在非患者的躯体症状范畴内，患者的心理问题被隐藏得极深，真正的患者与所谓患者是分离的。”
杨平坐回座位：“这正是我想强调的，这个病例的解决，不是哪家医院更高明的问题，而是诊疗思维和协作模式的问题。赵主任能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产生疑虑并选择转诊，本身就需要极大的专业洞察力和勇气，如果没有赵主任前期的大量排查，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找到诊断，能够想到的所有疾病都不符合，这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指引。”
他打开投影：“现在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妥善处理这个已经确证的诊断。我们需要儿科、精神心理科、社会工作科的共同协作，甚至可能需要法律顾问、警察参与。沟通必须极度谨慎，不能是简单的揭穿。”
“但毒物证据怎么呈现？”宋子墨问道，“这是最敏感的部分，而且这部分证据是在我们三博发现的。会不会让家属觉得，附一两年都没发现问题，一到三博就查出下药？”
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处，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杨平身上。
杨平早已思考过这个难题：“在沟通中，我们会淡化医院之间的界限，强调这是一个连续的医疗过程。我们会说，附一前期的全面排查为最终锁定方向奠定了基础，而三博的观察环境和跨学科模式恰好为发现这种特殊行为模式提供了条件。对于毒物证据，我们将它呈现为在整个诊疗过程的全面复查中发现的异常，而不是三博新发现的罪证。”
他看向赵主任和陈教授：“沟通由我、赵主任和陈教授三人主导如何？赵主任代表前期诊疗团队，我代表当前团队，陈教授提供心理专业视角。我们形成一个连续、统一的专业阵线，避免给家属造成医院之间结论不一致的印象，是否需要警察介入，我们看事情的发展，但是提前将此事做备案。”
赵主任有些意外，随即眼中流露出感激。杨平的这个安排，不仅保护了附一的专业声誉，更体现了一种难得的格局，医学的本质是解决问题，而非争抢功劳。
“我同意。”赵主任郑重地说，“作为乐乐前期的主诊医生，我有责任参与这个艰难的沟通过程。”
孙主任此时站了起来，走到杨平面前，伸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