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蔬菜病虫害防治》，问孙明：“这本书有人看？”
“有。前年下河村一个种大棚的，来借过三次。他照着书上说的配药，治好了西红柿的晚疫病。后来他送了我一篮子西红柿。”
“人呢？现在还在种？”
“在。种了十几亩。去年还来借过一本关于大棚温度控制的书。”
陆浩明把书放回去。他又看了看墙上挂的照片，问：“你爸那时候，文化站热闹吗？”
孙明想了想：“热闹过。我爸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站里天天有人。晚上放电视，院子里挤满了人。后来家家都有电视了，人就少了。再后来人都出去打工，白天更没人了。到我接手的时候，就剩几个老人偶尔来翻翻报。”
“那你为什么还干？”
孙明沉默了一下。他走到桌边，拿起那本被翻毛了边的《蔬菜病虫害防治》，在手里翻了两页，又放下。
“我爸退休那年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间屋子可以没人来，但不能没灯。灯亮着，就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个地方可以去。”
陆浩明没接话。他看着孙明把那本书放回书架，又顺手把旁边几本歪了的书扶正。这个动作做得很自然，像是已经做了千百遍。
中午，孙明带陆浩明去了他家吃午饭。孙明的父亲在家。老人叫孙德厚，六十七了，腰板还直，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很深。他看见陆浩明，有些局促，忙着倒茶递烟。陆浩明接了烟，两人在堂屋里坐下。
“孙老，您在文化站干了二十多年。那时候最难的是什么时候？”
孙德厚吸了口烟，想了想：“九几年那会儿吧。乡里财政紧张，文化站一年到头没有一分钱。书买不起，报纸订不起。我自己从家里拿钱订了两份报。一份省报，一份农业科技报。村里人来看报，我就说，这是乡里订的。”
他说着，笑了一下，笑里没有怨，只是一种习惯了的平淡。
“后来呢？”
“后来慢慢好起来了。乡里给点钱，县里给点钱，书就多了。再后来，我儿子接班。他比我有文化，做的事比我多。”
“您觉得他能一直干下去吗？”
孙德厚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他看着门外，目光落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枣树上。枣树的枝干在风里轻轻晃，枝头光秃秃的，挂着一截晾衣绳。
“这个问题，他问过我。我跟他说，你要是想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