拇指慢慢地绕着圈，节奏跟墙上挂钟的秒针几乎同步。
“陆浩明这个人，你跟他共事几年了？”
“七年。”赵国栋说，“从他在平川镇农机站的时候我就认识他。那会儿我刚到平川当县委书记，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住在农机站的仓库里，窗户上糊着旧报纸。但他写的调研报告，我到现在还留着。”
“写的什么？”
“农村税费改革的问题和建议。厚厚一沓，字迹工工整整，每一个数据都附了原始调查记录。一个农机站的办事员，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十二个村，记满了三个笔记本。”
周明远微微点了点头。
“后来泥石流那次，他擅自下令转移了三千多群众。当时我在省里开会，电话打不通，回来之后镇长告了他一状，说他越权。但要不是他那个‘越权’，王家坝可能要多死几十口人。再后来他查小官巨贪案，副县长的妹夫被他送进了监狱。有人往他宿舍门缝里塞恐吓信，他第二天照常上班。”
赵国栋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他看着周明远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七年，他在平川做的事，我桩桩件件都看在眼里。他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脚上沾满泥、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基层干部。他修的每一条路、修的每一座坝、引进的每一个项目，我都看过。他的材料是什么水平，他的人品是什么样，我心里有数。”
周明远没有插话，只是安静地听着。
“所以昨天周长安说他‘打点关系’、说他‘应该停职’的时候，我没有忍住。”赵国栋的声音微微低了下去，但每一个字依然清晰，“周市长，我在这个位置上，知道自己该稳重。我赵国栋不是什么人物，但在平川当了六年县委书记，我见过太多像陆浩明这样的年轻人——刚来的时候满腔热血，干几年就被磨平了棱角，要么学会了圆滑，要么学会了沉默。陆浩明不一样。七年来，他被质疑过、被孤立过、被告过黑状、被纪委查过，他从来没有退缩过。”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窗外的麻雀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偶尔叽喳两声。走廊里有人走过，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渐渐消失在楼道尽头。
周明远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背对着赵国栋。他看着窗外的市政府大院，目光落在院门口那棵大雪松上。雪松的枝条上还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