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摸过叶子的手收回来，翻看了一下指尖上沾的泥土：“那就不认。你认了，地还是地，人还是人，但这道门槛就不是你的了。”他站起来，“你要是不认，这件事就还能往前走。”
回到镇上之后，我在院子里碰到了张福来。他正蹲在农机站门口拆一台旧柴油机的缸盖，我把那封函的事跟他说了。他听完之后没有抬头，把手里的扳手拧紧，然后放下工具：“你以前修机器的时候，拆下来的零件要是装不回去，你不会硬塞。你会停下来看看是不是装反了，或者螺纹不对。”他站起来，把那台柴油机的缸盖重新盖上，“那句话也一样。不是你说的不对，是有人不想让你说。但你要是不说，那个零件就永远装不上。”
傍晚的时候，我去了一趟王德厚的办公室。他正在整理几份文件，我在椅子上坐下来，把函的内容念了一遍，然后说：“他们想让我停下来。”他把手里的文件放下：“你要是停下来，这件事就真的停下来了。但如果你不停下来，这件事就还能继续往下走。”
天黑之后，我沿着新路走了一段。那些以“建议”为名的提醒、那些被调整的顺序、那些在名单上往后移的位置，正在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告诉我同一个事实。但函上没有点名，没有要求回复，没有明确的截止日期。它只是一份提醒，一次轻微的方向调整。但“缓慢”和“停止”之间的那条界线，比我想象的更容易被越过。而那些在名单上被往后移动的位置，也正在无声地改变着整条道路的通行速度。
那一天晚上，我又去了一趟石槽沟。李长山正蹲在合作社门口的台阶上抽烟，我在他旁边蹲下来，把他手里的烟拿过来吸了一口：“县里有人让我放慢速度。但我想了想，不能放。”他看了看我：“那就不放。”他没有伸手把烟拿回来，只是看着远处那片在夜色中逐渐模糊的菜地：“地里的菜不会等人，等过了这一季，下一季就赶不上了。”
那几片被吹散的叶子已经落进了土里，正在等下一场雨把它们埋得更深。而那些说软弱的人，已经站起来了。明天还会有人来办公室，还会有人问我“下一步怎么走”，还会有人拿着新的文件放在我的桌上。那些文件会继续被翻开、被阅读、被签下名字。而那些还没被签完的承诺，也会在下一茬菜收完之前，被平整地填进土里，像一道正在等待下一次翻耕的埂线，沿着既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