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再多问。
期间来的人零零散散的，不是一起涌过来的，是一个接一个地来。有人蹲在旁边听，有人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才走近，有人在别人的问题后面接了一句“我也是想问这个”，有人问完之后没有走，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儿，像是在确认下一个问题已经不需要再问出口了。
那天下午收摊的时候，李长山站起来，把桌面上那本旧笔记本收起来：“今天来了十几个人。问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核心都是那几件事——水源、土层厚度、分红时间。”我坐在椅子上没有马上站起来：“明天还摆吗？”他说摆。我没有回答。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了石槽沟。那张桌子还在那里，椅子也还在。椅子比前一天多了一把，放在桌子侧面，像是在给可能坐下的人留一个位置。这一天来的人比前一天多一些，有人带着卷尺，有人带着自家地里的土样，装在塑料袋里。有一个老人拄着拐杖从村东头走过来，在桌子前面停了一下，问了一句如果他自己不想种地了，地可以一直让别人种吗。我说能，合同可以签长期。他拄着拐杖又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第三个早晨，天阴了，风比前两天大一些，把桌面上那张公告的复印件吹得边角卷起来又落下，我用一只旧茶杯压住了边角。这天来的人不多，但有人开始在桌子前面坐下来。第一个坐下来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她在桌子侧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问完了该问的问题，站起来把那份公告复印件折好放回口袋里，走的时候比来的时候轻松了一些。第二个坐下来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坐下来的时候椅子发出一声轻响，像是在替他把那句还没开口的话先放出来。他问的问题不多，问完之后站起来，把椅子往桌下推了一点，然后转身走了。
第七天，早上，我到了石槽沟村委会门口。人没有前几日多，也没有人站在门口。太阳出来了，风也小了。那张桌子还在那里，桌面上那道白印依然清晰。有人蹲在村口老槐树底下，有人沿着村道慢悠悠地走，有人站在自家院门口看了一眼这边，没有走过来。我站在村委会门口看了一圈，然后转身进了屋，把那张旧桌子搬到了门口，摆在台阶前面。
来的人比前几天少了一些，但问的问题比前几天细了一些。有人在桌子前面站了将近二十分钟，在问完问题之后没有马上走，而是站在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