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面走了大约一百米，没有蹲下来摸路面：“你们这条路修了多久？资金是怎么解决的？”我告诉他两个月左右，资金是乡贤捐了一部分、以工代赈批了一部分、镇上自筹了一部分。他听得很认真，末了问了一句：“那你们的乡贤是怎么找到的？”我把当时联系陈德厚和赵德明的过程简单说了一下，他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那你们的乡贤确实配合度高。”他转身上车走了。
过了几天，又有人来了。这次是一个乡镇的书记带队，他把车停在鞋厂门口，走了半程，又折返回来：“修路的资金能借鉴，这个我能理解。但‘平川经验’到底好在哪儿？”我在路肩上蹲下来，“这条路能修好，不是因为设计院出了多好的图纸，也不是因为施工队干了多少活，而是因为那些原本已经不在镇里的人愿意出钱，那些还在镇里的人愿意出工。”他蹲下来，摸了一下路面边缘：“如果那些愿意出钱的人已经搬走很久了，不愿意再回来呢？”我说那就先修一段，让他们看到镇里确实在动。他站起来，沿着来路走回去了。
那段时间，镇上开始有人拿“平川经验”来打趣了。王德厚有次在院子里碰到我，说：“你现在出名了。”他端着茶杯，杯沿的热气在风里散得很快，“出名了是好事，但也会有人觉得你挡了路。你出了名，别人就会觉得你占了位置。”他说完这句话就端着茶杯走了，没有再多说什么。他没有告诉我他指的是谁，但那句话落在那里之后，像是石子沉进水里一样沉下去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县里的干部来找我，说想让平川镇做一次经验交流。我问他交流什么内容，他说就是讲一下修路的过程和结果，把做法讲清楚就行。我问他什么时候，他说下周三。我答应了。当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窗台上那盆绿萝的藤蔓已经攀过了窗框的最高处，正在墙面上寻找下一个支点。我翻开笔记本，写了一页提纲，把修路的起因、资金、用工、施工、结果列了一遍。然后合上笔记本，放回抽屉里，没有刻意去背。
周三的经验交流会在县委小会议室举行，参会的有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交通局局长、几个乡镇的副镇长。我按照提纲把修路的过程讲了一遍，讲了大约二十分钟。我说完之后，副县长问了一句：“你觉得‘平川经验’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我说：“资金不是最大的难点，最难的是让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