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桌前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在关键处折了角。几年前我也见过类似的文件，但没有一份真正落地的。这次不同，文件的措辞比以往更肯定，取消了“探索”和“试行”类的缓冲词，直接以“按照要求”开头，后续还附了时间节点和分工安排，不再留有自行把握的余地。
我把文件放在桌面上，没有立刻处理。门外走廊里有人经过，脚步声不快不慢，像是没有注意到我这扇门开着。
傍晚，我去了石槽沟。路还是那条路，砂石路面经过一个冬天的碾压已经有些松散了，几处坑洼积了水，摩托车经过时溅起的泥点落在裤腿上。李长山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正在整理一堆干柴，听到摩托车的声音抬起头来：“听说你回来了，我一直在等。”
他放下柴，没站起来，蹲在地上仰头看了我一会儿：“这次回来，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是跑项目的，现在你是当家的。当家的，要扛的就不一样了。”
我在他旁边蹲下来，伸手捡起一根劈好的柴，掂了一下又放下了。“这条路我走了很多趟。”他说，“你走了之后，镇上来过两个副镇长，一个待了九个月，一个待了七个月。都走了。”他伸出一根手指，在泥土上画了一道弧线：“这条路，他们来的时候什么样，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
我看着他画出的那道浅痕：“李书记，这次我不走了。”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在墙角拣起一根稍微细一些的柴，掂了掂：“那得先让人信你是真的。”
从石槽沟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摩托车灯照着前方不远的土路，路面上的碎石子把灯光分散成一片不规则的颗粒。从远处看，摩托车灯像是已经走过了太长的路，连光线本身也开始变得谨慎起来。
第二天上午，小赵带来了那份宅基地纠纷的旧档案。一份九几年的原始记录复印件，纸页发黄，字迹用圆珠笔写的，纸角有些皱了，被整理过的折痕压得很平，像是被人反复铺开又叠起过多次。其中一页标注了当时的现场勘测记录，但那份记录只有文字描述，没有附图，也没有正式的测量数据。与当时在场村干部的签字附在同一张纸上，字迹清楚但已然褪色。
“只有文字，没有图？”我翻到下一页。
“对。而且当时的村支书已经过世了，另一个参与调解的村干部也搬走了。”
我合上档案：“光靠这份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