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省财政每年增加转移支付一亿元”改成了“请求省财政每年增加转移支付一亿两千万元”。多了两千万。我问为什么，他说，多了两千万，可以给老师多发一个月工资。
从赵国栋的办公室出来，我站在走廊里，点了一根烟。报告写完了，但心没放下。省里给不给，不是我能决定的。不给，平川的日子还要继续。继续，就要想办法。
晚上，赵琳打电话来。
“陆主任，听说你在帮我爸写报告？”
“你听谁说的？”
“我爸。他说，你写得很感人。刘老师那段，他看了都想哭。”
“赵书记过奖了。”
“不是过奖。是实话。你写的东西，有温度。”
“赵琳，你打电话来，就为了夸我？”
“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你了。”
我沉默了。
“你不想我吗？”
“想。但不能说。”
“为什么？”
“因为说了，就会想见你。见面了，就会动心。动心了，就收不住。”
“那就不要收。”
“不能。”
她挂了电话。我握着手机，手在抖。赵琳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疼，但不想拔。
赵国栋去了省城，带着那份报告。他在省里待了三天，跑了财政厅、发改委、省政府办公厅。能跑的部门都跑了，能见的人都见了。他把报告递上去，把情况说清楚，把请求讲明白。省里的领导听了，有的点头，有的摇头，有的面无表情。点头的，不一定给钱。摇头的，一定不给。面无表情的，最难琢磨。
三天后，他回来了。我问他结果，他说“等通知”。等通知，就是没结果。没结果，就是不给。不给，怎么办？再跑。
赵国栋又去了省城。这次，他带着马国良。县长和书记一起去，表明县里的重视程度。他们又跑了三天，又见了很多人。回来的时候，马国良的脸色比赵国栋还难看。
“陆主任，省里说，今年的转移支付盘子已经定了。要增加，等明年。”
“马县长，明年？等不及了。”
“等不及也要等。不等，就是违规。”
“马县长，那您怎么办？”
“怎么办？想办法。自己想不了，找领导。领导解决不了，找更上面的领导。”
马国良去找了他在省发改委的老领导。老领导退休了，但面子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