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名单上写着“张德胜，六千”，但钱不够了。我算了一下，少了六百块。周大姐的脸一下子白了。“陆镇长，是不是我数错了？”我让她重新数了一遍，没错。
“张德胜是谁？”
一个瘦小的男人站起来，怯生生地举手。“是我。”
“你被欠了多少？”
“六千。但我听说，只有五千四？”
我愣了一下。“谁说的？”
“马德胜说的。他说水利局只拨了八万，分给我们这些人，到我这里可能只剩五千四了。”
我转过头，在人群里寻找马德胜。他站在角落里，低着头，像一只被当场抓住的偷鸡贼。
“马大叔，您出来。”
他磨磨蹭蹭地走过来，脸涨得通红。
“马大叔，您儿子领了八千四。您知不知道，八千四里有一千二是别人的？”
他低着头，不说话。
“您是不是以为，水利局的钱是专门给您儿子的？”
他摇了摇头。
“那您为什么跟张德胜说，到他这里只剩五千四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陆镇长，我……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水利局的钱是先到先得，我怕比别人拿得少，就……就催你早点发。我不是想多拿。”
我沉默了一会儿。他不是贪，他是怕。怕自己吃亏，怕别人拿得比他多。这种怕，在农村很常见——不是坏人，是被穷怕了的人。
“马大叔，您儿子多拿的一千二，您能退出来吗？”
他咬了咬牙。“能。我退。”
第二天，马德胜把一千二送到了我办公室。我把钱加到张德胜的六千块里，亲手递给了他。他接过钱的时候，眼泪掉了下来，砸在钞票上，啪啪作响。
“陆镇长，我……我以为我这钱拿不回来了。”
“拿得回来。只要我在平川镇一天，老百姓的辛苦钱，就一分都不会少。”
晚上，我回到宿舍，翻开赵国栋送给我的笔记本，写下了几行字：“吴婶带人堵门。我出面谈判，条件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马德胜多领了一千二，退了。张德胜拿到钱哭了。吴婶说下次请我吃饭。我说不用，您那把折叠椅借我用两天就行。”
合上笔记本，我点了一根烟。谈判这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关键是找到对方真正想要的东西。吴婶想要钱，马德胜想要安全感，张德胜想要公平。钱好给，安全感难给，公平更难给。但再难，也得给。因为不给，下次堵门的就不是折叠椅了，是挖掘机。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