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吕班路尽头，有一条不起眼的弄堂。
弄堂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写着“永兴里”三个字，漆皮剥落得只剩一半笔画。
往里走五十步，左转，再走二十步，右手边有一扇窄门。门框上钉着一块铜牌，刻着四个俄文字母。钟表。
推门进去，铃铛响了一声。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花白的头发，戴着一只单片放大镜，正低头用镊子拨弄一只怀表的游丝。身前，排列着十几只等待修理的钟表，大的小的，方的圆的。秒针在各自的轨道里不知疲倦地转动，发出细密的嘀嗒声。
格里戈里·安东诺维奇·伊万诺夫。代号“裁缝”。掩护身份：钟表匠。
他在这间铺子里坐了九年。附近三条街的居民都认识他——“那个沉默寡言的俄国老头”。
今天是周三。下午三点。
铃铛又响了。
格里戈里没有抬头。在这个时间段，通常是隔壁裁缝铺的林太太来取她那只上了年头的八音盒座钟。
但来人没有说话。
格里戈里听到了脚步声。一个人。皮底鞋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扣击声。步幅稳定，节奏偏慢，左脚落地时比右脚重半拍——因为右手拄着拐杖。
格里戈里的手指停了一下。
他认识这个步态。
当抬起头的时候，切尔诺夫已经走到了柜台前面。
老人穿着那件深棕色的旧西装，围巾依旧是暗红色的，系在领口。手提包和拐杖在左手里并拢着。
两人对视了不到一秒。
格里戈里摘下单片放大镜，站了起来。
没有暗号。不需要。二十三年了。一个人的步态、呼吸节奏、进门后站立的位置习惯，这些比任何暗语都可靠。
“将军。”
格里戈里的嗓音恭敬而低沉。
切尔诺夫没有说话，只是朝柜台后面的那扇门抬了抬下巴。
格里戈里点了点头，转身走到店门口，把“营业中”的牌子翻成“午休”，然后拉下了门帘。
弄堂里的光线被隔绝在外面，铺子里顿时暗了下来。
他领着切尔诺夫穿过柜台后面那扇门，进了里屋。窗户上挂着厚实的深蓝色布帘，拉得死紧。
格里戈里拉开椅子，示意切尔诺夫坐。自己走到柜子前面，从铜壶里倒了两杯凉白开。
在过去二十三年里，切尔诺夫主动上门找他的次数并不多。每一次，都不是小事。
切尔诺夫接过水杯，把手提包放在桌上，拐杖靠在椅子扶手边，然后抬起头，看着格里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