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件滴水不漏，等那边儿发现他的失踪，陈维庸已经到了哈尔滨。
但他还是睡不着。
每天凌晨三四点醒来，脑子里就开始转。一个人离开生活多年的地方，总是忍不住回忆过去。
1930年冬天。
南京鸡鸣寺路军统特务处的那间办公室，他第一次见戴春风。
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穿着不太合身的中山装，笑起来很爽朗，拍着他的肩膀说：“维庸兄，你是沪江大学出来的高材生，英文这么好，到我这里来，是屈才了。不过国难当头，内外交困，你这份本事，放在我这里，比放在教会学校有用一百倍。”
当时他三十四岁。父亲已故六年。靠奖学金念完了大学，在租界教英文，一个月四十块法币，刚够糊口。
戴笠给了他八十块月薪，一间单独的宿舍，以及一句让他记了很多年的话。
“你是一个可靠的人。”
可靠这个词，在军统内部，是最高的评价之一。它不代表你能力最强、功劳最大，但它代表你不会出事。
六年，不喝酒。不嫖妓。不赌博。不拉帮。不结派。每天早到半小时，晚走一小时。桌面永远整洁。档案永远归位。密码本出库必签字，入库必核对。
他终于当上机要二处副处长。主管对俄情报联络。还能够接触到委员长视察计划草案，这在全军统不超过十二个人，他是其中之一。
“可靠。呵。”陈维庸自嘲地一笑。
舱壁传来两声轻轻的敲击。
陈维庸手指收紧。
“陈先生，醒了？”山口诚一郎的声音隔着木板传过来，带着日本人说中国话时特有的那种咬字。
“醒了。”陈维庸的声音平稳，“睡不太着，打算去甲板上透透气。”
安静了两秒。
“我陪您。”
陈维庸没有拒绝。他站起来，把衬衫扣子从上往下一颗一颗系好，一直系到最上面那颗。这个习惯从进军统的第一天就有了，哪怕现在穿的是日本人给他买的新衬衫。
套上外套，打开舱门时，山口诚一郎已经站在走廊里了。
三十五六岁，中等个头，穿一件深灰色的羊毛大衣，里面是西装三件套。看着像个体面的商人。
但陈维庸注意过他的手。
指节粗大，虎口有老茧。大衣右侧口袋的下坠幅度，明显比左侧重。
那里面有枪。
两人一前一后走上甲板。
夜风很大。三月底的日本海，海面温度还在零度附近，风刮在脸上像刀片。陈维庸裹紧外套，走到船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