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着不是某个工作人员临时打了电话，而是有人把条件、路径和权限提前写进了机制里。
负责人在旁边听完，点了点头。
“让他把自动触发的条件写清楚。”
工作人员应声出去。
L开始离场，不是因为他走出了谈话室。
而是因为他终于不再是那条线的终点。
他变成了通往上口的一块踏板。
第三轮谈话开始前，L提出要看自己的权限清单。
工作人员拒绝了。
他坐在椅子上沉默很久，手指一直敲着膝盖。那种节奏很细，像一个人还在心里计算哪句话能说、哪句话不能说。
周远帆隔着单向玻璃看他。
“他快撑不住了。”
秦正国问：“你确定？”
“确定。”
“为什么？”
“他开始关心自己有多少权限，而不是案子有多少问题。”
谈话人员很快把一份经过脱敏的调用清单放到桌上，只保留L本人操作过的时间和类别。L看了第一行，敲击膝盖的手指就停了。
清单没有逼他承认最终上口，只问每一次临时授权由谁通知、由谁确认、失效后向谁回报。
这些问题都卡在他的岗位职责里。
说不知道，意味着他长期越权操作；说知道，就必须交代联络链。
L第一次抬头问：“如果我只是转发呢？”
单向玻璃后的秦正国轻声道：“他开始给自己找位置了。”
周远帆点头。
一个人想从决策者退回传话人，就必须先承认自己传过话。
而传话，就一定有来处，也一定有去处。
谈话人员没有追问抽象的上级，而是从最近一次调离令开始，让L逐条确认接收时间、转发对象和回报方式。问题越具体，他越难躲进“不清楚整体情况”这句话里。
确认到第三条时，L主动更正了一处记录。
他说通知不是来自专项办主任，而是来自一个不进入日常通讯录的短号。
短号只在旧席状态生效时开放。
谈话人员没有立即追问短号属于谁。
他们先让L说明短号如何出现。
“不用保存。”L说，“席位状态打开以后，号码会自动显示在内部通讯页。”
“谁能打开席位状态？”
“不是我。”
“谁？”
L沉默。
工作人员把问题原样记下，没有重复施压。
接着，他们换到下一项。
调离令发出前二十分钟，L的账号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