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是现阶段证据能够支撑的答案。
负责人让工作人员把系统封控方案投到另一块屏幕。
方案分四步。
实时镜像。
权限冻结。
现场封存。
人员分离谈话。
每一步后面都列着法律依据、执行范围和可能风险。
审计人员又问：“资金业务怎么办？”
苏晓月说：“Q席备用池相关账户先做止付监测，不立即整体冻结。正常项目资金由审计逐笔甄别，避免影响无关单位。”
政法人员问：“北山现场如果拒绝？”
秦正国回答：“中央封存指令、属地见证和技术组同步进入。先固定终端，不与现场人员争论历史定性。”
纪检人员问：“专班成员是否需要回避？”
“涉及本人调离令的部分由我汇报。”秦正国说，“周远帆不参与该项程序评价。”
这些问题一个比一个具体。
也让处置建议从一句判断，逐渐变成可以执行的方案。
周远帆忽然明白，真正的高层汇报不是把故事讲得多震撼。
而是让每一个准备点头的人都知道，点头之后谁去做、做到哪、可能伤到什么、又该如何控制边界。
老人最后看了一眼封控方案。
“如果封控后没有任何新动作呢？”
“那说明我们至少保住了现状。”周远帆说。
“如果有？”
“那就是新的现行证据。”
负责人把笔放下。
汇报到这里，讨论已经不再围绕旧照片是否真实，也不再围绕齐秉谦当年说过什么。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落到了今天。
系统今天能不能写。
账号今天能不能发。
有人今天会不会在中央指令下达后仍试图恢复权限。
这个顺序，也决定了调查能不能真正离开对方设定的节奏。
周远帆合上汇报夹。
“先封系统，再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