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了一下这个家。
家具很旧但收拾得很干净。沙发上铺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茶几上放着一叠小学课本和几支铅笔。角落里有一台缝纫机，旁边堆着几件等待修补的衣服。
这是一个努力维持尊严的贫困家庭。
“张大姐，上次在滨江花园，你跟我说你丈夫李德明在九洲矿业工作过。他是什么职位？”
张秀芹坐在周远帆对面，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
“财务部副经理。他在九洲矿业干了八年。从一个普通会计做起，一步一步升上去的。他做事很认真，账目从来不出错。公司的人都说他是九洲矿业最懂账的人。”
“他出事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
张秀芹的眼睛红了。
“有。出事前大概一个月，他就开始不对劲了。每天回来很晚，有时候半夜还坐在客厅里发呆。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喝了酒，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我手上有一份东西。如果交出去，九洲矿业就完了。”
周远帆的目光微微凝聚。
“他有没有说那份东西是什么？”
“没有。我当时吓坏了，追着问他，他就不说了。只是让我不要跟任何人提这件事。他说等他想清楚了再说。”
“然后呢？”
“然后，一周后，他就从公司的办公楼上摔下来了。六楼。”
张秀芹的声音开始发抖。
“警察说是自杀。说他近期精神压力大，有抑郁倾向。可是他怎么会有抑郁倾向呢？他每天回来都会陪妞妞玩，给她讲故事。妞妞最喜欢他了。一个那么爱孩子的男人，怎么会自杀？”
周远帆没有插话。他静静地听着。
“我去找过警察，找过公司，找过信访局，找过纪委。没有人理我。警察说案子已经结了。公司给了五万块钱的抚恤金，然后就再也不管了。信访局把我的信收了，但从来没有回复过。纪委的人连门都不让我进。”
她用手背擦了擦眼泪。
“两年了。我一个人带着妞妞。白天在超市打工，晚上在家接一些缝补的活。挣的钱勉强够吃饭和交房租。妞妞的学费靠社区的补助才凑齐的。”
周远帆沉默了一会儿。
“张大姐，你丈夫说的那份东西，你找到了吗？”
张秀芹看了他一眼。
那个眼神里有犹豫，有挣扎，也有一种近乎赌命的决绝。
“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