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长。”
纠正得很快，没有犹豫，没有回避。一个脑子里装着柴米油盐的后勤老兵，不太可能是日本人的棋子。
到下午的时候，郑耀先已经谈了二十多个人了。刘大牛端了一碗面条进来，他三口两口扒完，继续叫下一个。
有些人让他花了十分钟就打发了，有些人他足足聊了半个小时。有些人进门的时候眼神闪躲，聊了几句之后放松下来，原来只是怕新长官发脾气；有些人一进门就满脸堆笑，话说得又快又滑溜，像是在背台词。
每个人进来之前，他都会花两分钟快速翻看档案，记住几个关键数据，然后在谈话中故意说错一两个细节。有些人会纠正他，有些人不会，有些人纠正的时候眼神会飘，有些人会下意识地摸鼻子或者摸耳朵。
三十一个人谈完，郑耀先让陈国华把门关上，自己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三个圈。
第一个圈里写了两个字：孙斌。
电讯科报务员，二十六岁，江苏人。档案里写他“工作态度端正，从不请假调班”，但郑耀先在跟电讯科另一个报务员聊天时，对方无意中提到孙斌在周站长出事那天恰好调了班，没有参加当晚的行动。一个“从不调班”的人偏偏在出事那天调了班，这件事没有人觉得不对劲，因为谁都没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但郑耀先联系到了。
第二个圈里写的是钱有根。
外勤组长，三十二岁，安徽人，在武汉站干了三年，算是老资格。郑耀先跟他聊天的时候，这人说话条理清楚，回答问题滴水不漏，但有一个小动作引起了郑耀先的注意：他在回答“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这个问题的时候，左手不自觉地摸了三次耳垂。
频繁触摸耳垂，是心理学上典型的不安暗示。这个人在撒谎，或者至少在隐瞒什么。
第三个圈里写的是马文龙。
副站长，三十一岁，浙江人。他是最后一个进办公室的，进门的时候还端了两杯茶，一杯放在郑耀先面前，一杯自己端着。坐下之后架起二郎腿，姿态松弛得像是来串门的老朋友。
“郑长官辛苦了，一天谈三十个人，嗓子怕是要冒烟了。”马文龙笑着开了口。
郑耀先接过茶，没有立刻喝，而是问了他一个看似随意的问题：“周站长出事那天晚上的情况，你跟我说说。”
马文龙放下茶杯，正了正身子，开始讲述。他的叙述条理极其清晰，从当晚行动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