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是不是栽赃，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些人是真真切切跪在承天宫门口的，锦衣卫亲自接进去的状纸，当天皇帝就在朝堂上问了话，这总不是假的吧？”
茶馆里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再开口反驳，也没人再追问。
那几句话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面，涟漪已经荡开了，大家脸上的神色却各异。
有人皱着眉头，有人若有所思，有人低头喝茶像是没听见，但端碗的手指明显比刚才紧了些。
同样的场景，在同一天里的不同地方接连上演着。
东城的一家酒楼里，靠窗的位置上，一个穿着灰布短褂的汉子、一个穿着青布袍子的商贾和一个穿着靛蓝绸衫的老学究，正一边喝着酒一边低声议论。
那青布商贾摇着头，说孔家在曲阜干的那些事，听得旁边刚进来的两个读书人脸色都变了一变，其中一个忍不住站起身来，声音有些发紧：“你空口无凭，凭什么污蔑圣人之后？”
那商贾也不急，只是朝他摆了摆手说：“有没有污蔑，等人押到京城来对质不就知道了？急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犯不着跟你置气。”
西南角的城隍庙前，几个卖艺的杂耍班子收了摊，坐在台阶上歇脚闲聊，其中一人顺嘴提了一句“曲阜那边有人告御状”。
旁边立刻有人接话：“告谁？”那声音隔着三五步远，却清清楚楚地飘进了周围七八个人的耳朵里。
后面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被添油加醋、你来我往地讨论开了，有人在说孔家之前好话，有人义愤填膺地驳斥那些骂孔家的人。
到了四月初八的时候，西直门外的几个瓦舍里，说书先生已经开始拿这件事当话头了。
往常他们说的是三国、是隋唐、是岳武穆，偶尔也说说本朝的奇闻轶事，但大都挑些不打紧的、无关痛痒的来讲。
可那天，一个姓刘的说书先生敲了两下醒木，清了清嗓子，开口便是一句：“列位，今儿个老朽不讲三国，不讲隋唐，单讲一桩新鲜事——曲阜百姓告御状。”
底下立刻安静了，有人端着茶碗的手停在了半空，有人嗑瓜子的声音也停了。
刘先生不紧不慢地从桌上拿起一张写满了字的纸——那是他从茶楼里一个管事手里拿到的抄本，上面记着几件从曲阜传出来的事。
他念了一段，停一停，喝口茶，又念一段。
讲到某一户人家被占了地、打断了腿，讲到某一家的闺女被抢走、再也没回来过，底下开始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