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三方皆安。
但这平衡背后，隐藏著一个更大的可能：
既然雇主的「代役银」可被视为一种对雇工的「社会保障」（免役即是保障），那么朝廷通过税收激励雇主承担此类义务，是否可推广至其他领域？
比如，雇工伤病，雇主是否应承担部分救治之责？
若朝廷以税赋优惠，鼓励雇主为雇工提供此类保障，是否可行？
苏泽笔尖顿住。
他想起了原时空的「五险一金」。
那正是通过立法，强制雇主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障费用。
大明如今当然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
但吴县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雏形，利用税收工具，引导雇主承担部分社会义务。
一条鞭法，或可不止是「役折银」。
在工商发达地区，它或可化为一个框架，将百姓对朝廷的部分义务，转化为雇主对雇员的保障责任，朝廷则以税收减免作为回报。
如此，朝廷减轻了直接救济压力，雇主获得了稳定用工，雇工得到了基本保障。
苏泽在纸上写下「税赋引导，雇主担责，雇工得保」十二字。
他意识到，这已超出赋役改革范畴，触及「国家一雇主一个人」三方权责的重构。
但这想法太超前。
如今的一条鞭法，尚在试点阶段，连「役折银」尚未全国推行，何况以此为基础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可超前，不代表这件事不能想。
近代国家之路，其实就是一条福利之路。
不是施舍，是权责的重构。
农人靠地，朝廷便收田赋。
工人无地，靠手艺吃饭，朝廷如何取？又如何予？
吴县的「抵扣」，是个粗糙的模子。
但吴县经验也说明，或许朝廷可立法，让雇主为雇工的伤病、家庭福利支付一部分钱。
朝廷则以减税为报。
这般一来，百姓便觉出不同。
从前，朝廷是收税的，是征役的，是遥远的「官府」。
如今，它通过雇主，让人在病时，能得一份接济。
这钱虽微薄，却是个凭证。
这说明，任何一个普通的百姓，不再只是完粮纳税的「丁口」，而是被记著一份「帐」的「国民」。国民福利，不是白来的饼。它是契约。
你出力建设这个国，国便在你力竭时，托你一把。
这托一把，便是认同的开始。
苏松的织工、景德镇的窑工、九江的船匠，他们领了这钱，便知自己与这片土地、这个朝廷，有了实在的牵连。
这便是国族意识的萌芽一一利益攸关，休戚